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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出资人如何主张股东身份,未经登记可否对抗第三人?

作者:张凯(北京总所)


      《最高院2019民商事审判纪要》明确:基于《民法总则》,实际出资人虽未经登记,但仍可对抗“非善意第三人”,从而限定了《公司法》“不得对抗第三人”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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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工商登记记载的公司股东为名义出资股东,即股权代持人,实际出资股东为另一人或其它法律主体,即出现实际出资股东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情况时,审判机关通常根据现行《公司法》(2018修正)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来对股东身份进行认定。

《公司法》(2018修正)第三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因此,股东身份的确定应以股东名册记载为准,而并非以登记事项记载内容为准。

例一:某有限责任公司A注册资本金100万元,甲和乙分别对公司出资10万元及90万元,甲和乙约定,甲只按照出资比例享有A公司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分配,不参与A公司实际经营,A公司由乙实际经营。工商登记记载显示A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股东乙的记载,并未显示甲的出资信息。A公司经营满一年后,甲要求对A公司经营所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但是A公司以甲并非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名拒绝了甲的要求。在此情况下,甲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原告甲应以公司A为被告,股东乙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又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甲如果证明了已经对A公司进行了有效出资,即可享有股权。

因此,在发生股权归属争议时,确认股东身份的证明是依法出资或者已经完成出资认缴程序,而与工商登记信息无关。本案中,被告A公司以甲并非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拒绝甲的分红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进一步而言,在此情况下,甲有权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甲有权要求A公司向甲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将甲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例二:丙和丁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丙将50万元给付丁,由丁作为名义出资人代丙与戊共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B,B公司设立后注册资本金100万,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B的股东为丁和戊,各自持有B公司50%的股权。随后,丙和丁发生争议,丁拒绝将取得的B公司分配的利润转给丙,丙将公司B列为被告,丁与戊作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上文所提到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是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丙和丁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相对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这五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法院应认定股权代持协议的有效性。也就是说丁应对丙承担股权代持协议中约定的合同义务,当丁拒绝将其取得的B公司分配利润转给丙时,丁应当向丙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在此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丙当然取得对B公司的股东权利。即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只有在戊承认丙的股东身份时,丙才能对B公司享有相应股东权利。

从上述公司法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两项结论,1. 股东身份的认定并不以登记事项记载为准,而是考虑实际出资行为;2. 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所以在涉及到其它股东利益时,隐名股东取得真实股东身份必须得到其它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二十一条到二十四条,均是围绕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针对现实情况中可能发生的法律争议而做出的解释,即判断股东真实身份的依据是根据股东名册的记载而并非登记信息。

但是当股东权属争议涉及到第三人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应以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第二十五条为准。

例三:假设例二中丁作为B公司的名义股东,未经丙的同意,将其名义持有的5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己,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变更后的B公司股东信息为戊持有5 0%的股权,己持有50%的股权。(为了简化案情,在此假设戊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规定,“……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第二十五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照上述规定,在案例三中,如果丙在发现丁的转让行为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丙不能够直接确认作为B公司的股东身份,而是有权要求丁赔偿丙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在审查确认己为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就应直接保护己的利益,确认己成为B公司的股东合法有效。这就是法律规定不可以对抗第三人的含义所在。需注意,此处文字描述为“可以”而不是“应当”,也就说明在公司法范畴下,法院并无义务审查己受让丁的股权是否为善意。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2019年11月8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中关于《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与适用中明确指出,“就同一事项,民法总则在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民法总则》第65条的规定则把‘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正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经查询有关立法理由,可以认为,此种情况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也就是说,民法总则强调了善意原则。

因此,在上述案例三中,如丙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时,依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法律后果】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院必须审查丁与己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己是否为善意相对人。在司法实践中判断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应从交易价款、交易过程、是否尽到合理审慎义务、是否存在有不当获利等角度进行衡量。

  总之,在《九民纪要》明确了《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和适用后,即使公司法(2018修正)晚于《民法总则》(2017颁布),在《公司法》与《民法总则》明确不一致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以《民法总则》为准。这一调整,体现了当前司法审判过程中尊重事实,以事实审查为核心,追求事实正义的审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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