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转让过程中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归属：以股份变动日区分

待决纠纷（案例1）：资本公积转增的30万股该归谁？

2022年3月10日，出让方、原告姜某依据与受让方、被告曹某2017年7月5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提起诉讼，要求曹某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并支付尾款。该协议约定：姜某将已出资认购、但尚未发行完成的A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10万股股份转让给曹某；转让价款40万元，签约后支付20万元（已付），变更登记后支付尾款20万元；自姜某从A公司离职之日起满6个月后办理变更登记。2018年12月13日，A公司实施权益分派，以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每1股转增3股，姜某所持标的股份10万股获得转增股份30万股，转增后共持有40万股。

在诉前调解程序中，曹某同意以姜某确认过户40万股为前提支付尾款20万元；但姜某认为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只需过户10万股。双方因资本公积转增股份30万股的归属争执不下。

已决纠纷（案例2）：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受让方

2017年5月12日，广东高院二审改判^[1]，根据出让方鸿达集团与受让方琼花集团2011年10月31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确认琼花集团在2014年12月19日享有按2014年12月18日收市价计算市值1亿元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002）自由流通股股票（判决书未载明股数，计算结果为10,319,917股），鸿达集团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

在执行程序中，琼花集团主张标的股份在2016年7月获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10,461,757股及送红股5,230,878股应一并执行，并获执行法院扬州中院裁定支持。对此，鸿达集团提出执行异议，理由是“二审判决指向的对象只有10,319,917股股票，没有相关股票的权益归属确认或给付的内容，判决主文没有的判项，不能由执行法院通过查明的方式作出与二审判决不一致的结论”，“本院认为部分的‘从2014年12月19日起，10,319,917股案涉股权的全部权益应当归属于琼花集团所有’不能作为中院执行依据”，但被扬州中院驳回。鸿达集团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但仍被驳回^[2]。

扬州中院驳回鸿达集团异议的理由是：……从判决主文整体理解……生效判决主文第二项确认琼花集团在2014年12月19日这个时间节点享有鸿达股份公司市值1亿元的自由流通股股票，则该时间节点案涉股权的全部权益应当归属于琼花集团。此后，鸿达股份公司以送红股、派发现金红利、转赠股（原文使用“转赠”，与“转增”含义存在偏差——作者注）方式实施权益分派。送红股是以证券形式支付股息，转赠股是用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按权益折成股份转赠股东，送红股、转赠股，整个股东权益的总值不发生变化。因而，鸿达集团应向琼花集团交付案涉股权在权益分派后的26,012,552股股票……”。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鸿达公司申诉的理由是：“其（判决主文）内容可以理解为，从2014年12月19日这一时点起，按2014年12月18日收市价计算市值1亿元的股票就已经归属于琼花集团，由此，相应股票的全部权益已由权利人琼花集团享有，鸿达集团应向琼花集团交付的“股票”，应当包含2014年12月19日之后该股票所产生的全部权益。”“其实质含义是……并未限定其仅交付10,319,917股股票”，扬州中院执行26,012,552股股票“未超出生效判决确定的范围”。

[1] 原告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924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5月12日作出。

[2] 申诉人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执行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监452号执行裁定书，2018年5月22日作出。

已决纠纷（案例3）：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受让方

2015年8月，出让方、被告长胜船务公司与受让方、原告中捷石化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签署《和解协议书》，长胜船务公司以其持有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19,602,508股抵偿给中捷石化公司。2016年1月，执行法院黄骅法院就执行和解内容出具了执行裁定书。2016年4月，沧州银行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同月稍后，沧州银行向中捷石化公司签发了19,602,508股的《股权证》，但未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股份4,900,626股。2017年，中捷石化公司起诉长胜船务公司、沧州银行，要求二被告向其转移资本公积转增股份4,900,626股。二被告答辩的核心理由是，中捷石化公司“对获得该股权之前因该股权产生的孳息即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享有所有权”。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原告中捷石化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沧州运河区法院支持的主要理由^[3]是：“本案中无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还是现金股利均属于股东权益范畴，原告取得了股权就取得了股权所承载的相应股东权益”，“原告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主张利润分配”。

二审沧州中院支持的主要理由^[4]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是在股东权益内部，把公积金转到实收资本或者股本帐户，并按照投资者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份额比例的大小分到各个投资者帐户，以此增加每个投资者的投入资本。转增股本不是利润分配，它只是公司增加股本的行为，它的来源是公司的资本公积。没有上市的公司，则是将其平均分配到各个股东手中。经过转增股本后，股东权益没有改变，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总资产、总负债。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会发生变化，股东的股东权益也没有发生变化，不会产生获得孳息的问题。因此本案诉争的转增股本4,900,626股，与转增前的股东权益是一致的。一审法院判令诉争的转增股本4,900,626股由中捷石化公司享有，并无不当。”

[3] 原告河北中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市长胜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民初3777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2月16日作出。

[4] 原告河北中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市长胜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9民终2364号民事判决书，2018年9月25日作出。

股权转让过程中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属的法律适用

（一）已决案例体现的法律适用困扰

不论争议双方还是审理法官，对于案例2、案例3所发生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属争议裁判的法律适用，均遇到了缺乏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可直接引用条款的困扰。以案例3为例，虽然争议焦点是股权转让所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否应由受让方享有，但二审法官仅从《公司法》中引用了第一百三十七条，即“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缺乏对焦的针对性；一审法官从《公司法解释（四）》引用了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第十四条，但正如该案二审法官在裁判理由中所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股份不是利润分配；被告在抗辩时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认定为“孳息”，但同样如该案二审法官在裁判理由中所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股份不会产生获得孳息的问题。

（二）股权转让过程中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属认定的两个层面

1.第一层面：《公司法》已经解决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归属全体股东的基本前提。

《公司法（2018修订）》在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即“溢价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公司法（2018修订）》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司的公积金可用于转为增加公司资本。根据这两个条款中，“资本公积金”之“公”，自是资本公积金归属全体股东，是不言自明的内在含义；进一步而言，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股份）也应归属全体股东，由全体股东按股份比例分享。因此，在股份转让的变更登记完成后实施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归属是明确的，即使有争议，也与股份转让交易无关。

2.第二层面：基于《公司法》及/或其司法解释认定股份转让交易的股权变动时点。

判断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至变更登记完成前的期间内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归属，需要首先判断在变更登记完成前受让方是否已经取得股东资格，即标的股份是否已经变动及股份变动日。

股份转让交易的股份变动日是标的股份对应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属出让方还是受让方的分界点，股份变动日前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仍归属出让方，股份变动日后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则应归属受让方。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归属问题，从狭义角度而言是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从广义角度而言至多还涉及标的公司及其他股东，均属于不涉及公示的内部关系。因此，股份转让交易的股份变动日不应是公示意义上的变更登记日，于有限责任公司，不应是在公司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日，于上市或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应是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登公司”）的变更登记日。

（1）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及未上市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股份转让（本文均统称“股份转让”），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其股份变动日是股东名册变更日或出资证明书/股票证书签发日，但协议双方另有明确约定的除外。《九民纪要》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也有类似规定，即“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在载有受让方的股东名册或出资证明书/股票证书签发日后实施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属受让方，即使未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如转让协议约定了出让方应向受让方签发出资证明书/股票证书或股东名册时点但出让方未履行的，约定日期视为股份变动日。

（2）对于上市或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股票）的协议转让，根据《公司法》第139条第2款，因该类公司的股东名册由中登公司管理，股份变动日与变更登记日相同，但协议双方另有明确约定的除外，如案例2中双方约定的“补偿股份交付日”（2014年12月19日）为股份变动日，争议的资本公积转增发生在该时点后，转增股份应归受让方。

（3）股份转让协议只约定了在公司登记机关或中登公司的变更登记日，协议生效后直至争议发生时未办理变更登记，也未签发出资证明书/股票证书、变更股东名册（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或未上市挂牌股份有限公司），则股份变动日视为变更登记日。如案例1中，股份变动日应认定为约定的变更登记日2018年2月3日，争议的资本公积转增发生在该时点后，30万股转增股份应归受让方。

（4）对于股权被司法拍卖、变卖情形下的股权转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十六条，股权作为其他财产权，在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即股份变动日为拍卖成交日或抵债裁定送达日。比如案例3中，执行法院作出以股抵债执行裁定之日为股份变动日，争议的资本公积转增发生在该时点后，转增股份应归受让方。原告起诉理由之一是原告从以股抵债执行裁定送达之日起已取得股权，此后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自然应归属于受让方，可惜两审法院未充分重视这一认定理由和逻辑。

股权转让过程中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属的风险防范

一般而言，受让方的真实意思是受让股权及其全部权益（包括资本公积转增、分红等）。但是，基于前文所述，股权转让过程中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归属的风险主要在受让方，受让方在股份转让交易中应注意以下交易细节以防范风险：

（1） 在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转让标的包括标的股权及其全部权益，标的股权的所有权利义务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还可进一步列示“全部权益”“所有权利”的重要项（比如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并增加兜底表述，避免在协议生效日至股份变动日期间内受让方承担权利不完整的风险。

（2）在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促成标的公司变更股东名册或向受让方签发或出资证明书/股票证书的具体时间（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及未上市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实现股权变动尽早生效，避免因变更登记时间过长造成部分权益落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