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让方无权向公司主张股权变动日前的累积未分配利润 ——兼评2022年4月一起盈余分配纠纷案分配决议及两审判决的错误

2022年4月6日，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哈密市德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德翔公司”）诉被告哈密市和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和翔公司”）、第三人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合盛集团”）盈余分配纠纷案（下称“和翔公司盈余分配案”）作出二审判决^[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二审判决结果的核心内容是：和翔公司向原股东（股权转让方）德翔公司而不是现股东（股权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前的累积未分配利润3,400余万元。

^[1]原告哈密市德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哈密市和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新民终37号民事判决书，2022年4月6日作出。

和翔公司分配决议之错：有意模糊向原股东/现股东分配盈余

2018年3月12日，转让方德翔公司与受让方合盛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德翔公司将其持有和翔公司的2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0万元）转让给合盛集团。2018年3月19日，和翔公司就该次转让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2021年7月6日，和翔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部三名股东均参加了会议，其中合盛集团持股20%，另外两名股东A、股东B共持股80%。该次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下称“和翔公司分配决议”）：同意和翔公司将2018年3月19日前剩余未分配利润171,501,742.90元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补充分配……向原股东德翔公司或现股东合盛集团分配现金股利34,300,348.58元。”该决议仅有股东A、股东B签字盖章，合盛集团未签字盖章。从决议内容看，和翔公司及其股东会是在德翔公司向合盛集团转让股权三年后进行利润分配，分配的是股权转让前的累积未分配利润，不确定应分配给原股东（即转让方德翔公司）还是现股东（即受让方合盛集团）。

依据相关《公司法》规定及公司法法理，和翔公司及其股东会不该在“谁是东家”这一基本问题上含糊不清。

《公司法》第32条第2款、第3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股权的核心权能之一，不论针对最近年度实现还是以前年度累积的未分配利润，唯分配基准日^[2]在册股东方能享有。换言之，“有权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证明其具有股东身份”，^[3] “在册股东，仅凭股东名册的记载即可向公司主张股东身份，行使股权，公司不得否认”。^[4]

从公司法法理分析，股东名册具有推定效力，“公司没有义务查证股东名册上记载之人是否真正为公司股东，只要向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履行各种义务即可”。^[5]“公司对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履行了义务（如分红、通知出席股东会等），公司就可依法免责，从而避免双重给付导致的不利后果”。^[6]

^[2]本文中的“分配基准日”指判定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的日期，在该日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方有权基于分配决议获得利润分配，不同于实际支付日，虽然二者可能是同一日期。上市或挂牌的公众公司在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是典型的分配基准日；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分配决议也可确定分配基准日，如没有确定，则决议日视为分配基准日。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页。

^[4]李建伟：《公司法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29页。

^[5]吴高臣：《有限责任公司法论》（第2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页。

^[6]刘俊海：《公司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

具体到股权转让交易场合。股权转让的股权变动决定股东资格的失与得，在股权变动日^[7]，转让方丧失股东资格，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在股权变动日后，转让方已然成为“原股东”而不再是公司股东，受让方相应成为更新后的有效股东名册上的“现股东”，而现股东才是现时有效股东。“当事人将股权转让之事实通知公司，如公司没有异议，受让人即可对公司主张行使股权。” ^[8]公司或股东会在股权变动日后进行利润分配，即使针对股权变动日前的累积未分配利润，也唯有盈余分配基准日记载于股东名册的现股东（受让方）方拥有盈余分配请求权。

^[7]一般而言，有限责任公司及未上市挂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股权变动日是表征公司认可股权转让的股东名册变更日或出资证明书/股票证书签发日，不是公示意义上的变更登记日（除非转让协议约定变更登记日为变动日）。对于上市或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股票）的协议转让，根据《公司法》第139条第2款，因该类公司的股东名册由中登公司管理，股份变动日与变更登记日相同，但协议双方另有明确约定的除外。

^[8]李建伟：《公司法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55页。

再具体到和翔公司盈余分配案。德翔公司向合盛集团转让股权的股权变动日不会晚于变更登记日（2018年3月19日）。和翔公司在盈余分配基准日（2021年7月6日）的股东名册清晰明了，有股东A、股东B及合盛集团，而无德翔公司，证明此时受让方合盛公司具有股东资格和地位，转让方德翔公司不再具有股东身份。此时，和翔公司或其股东会分配公司2018年3月19日前剩余未分配利润，只能针对分配基准日在册现股东合盛集团而不是原股东德翔公司，而且只有向合盛集团分配才不会给公司带来法律责任或风险。然而，和翔公司分配决议不明确分配对象，在原股东德翔公司与现股东合盛集团之间以“或”表述，试图置身争议之外以规避风险，实则因有违股东名册，有违公司法规定，侵害了在册股东合盛集团的股东权利，甚至可能承担双重给付的风险。

两审判决错误一：转让方在股权变动日后享有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

和翔分配案两审法院判决转让方（原股东）德翔公司有权主张股权交割日前盈余分配的核心理由之一是，德翔公司主张分配的公司盈余产生于2018年3月19日（即股权交割日——作者注）前，德翔公司在该日前系和翔公司的股东”。结合和翔公司分配决议作出时间为2021年7月6日的事实，可以得出两审判决认定转让方在股权变动日后仍享有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该理由于法理不通，于惯例不符，不能成立。

股权转让是股东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让，新股东完全取代原股东地位，而非部分权利义务的转让。股份一旦转让，则属于转让方（原股东）的权利义务概由受让方（新股东或现股东）继受。“因股权转让，受让人取得股权的全部权能，不管是自益权还是共益权。所以股权转让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不得仅仅转移一部分权能。”^[9]

作为股权的重要权能，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当随股权变动一并转移。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基于股东身份享有的资产收益权的一部分，无需盈余分配的股东会决议作为权利基础。与其不同的是，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实为股东在公司作出盈余分配决议后享有的盈余支付请求权^[10]，该“股东盈余支付请求权的性质为债权，独立于股权，不以具有股东身份为前提条件。^[11]

^[9] 李建伟：《公司法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55页。

^[10]本文使用的“盈余支付请求权”与“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具有相同含义，前者更准确地体现了其债权请求权的法律属性。

^[11]原告史某诉被告四川泓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终25532号民事裁定书，2022年2月作出。

在盈余分配实践中，以上市或挂牌的公众公司为例，其并不向已出售股票的股东分配出售时点前累积未分配利润。公众公司董事会往往在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确定一个股权登记日，以确定利润分配对象。比如，2022年4月21日，安科瑞（证券代码：300286）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董事会据此在实施公告^[12]中确定4月29日为股权登记日，即2022年4月29日收盘时在安科瑞证券持有人名册（股东名册）上的股东有权获得2021年度利润分配，不是针对“2021年度的股东”或“2021年12月31日的股东”。由此可以推断，2021年12月31日的安科瑞在册股东，如在2022年4月29日收盘前卖掉了股票，则无权参与分配2021年度利润，其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随股票转让一并转移给了受让方，丧失了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

在某些股权转让交易中，可以通过考察转让对价的构成或基础是否包含变动日累积未分配利润来判断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否为概括转让。“原告郑某已通过股权转让实现其股权利益，属于原股东的权利义务概由受让人继受”^[13]。比如，转让协议或股权评估报告等过程文件载有转让对价基于账面净资产/账面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值确定，则已包含在转让对价中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净资产/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当属受让方，转让方自然不得再行主张。但是，在现代市场环境中，股权估值或作价以预期未来收益为基础才是常态，往往脱离了历史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因此从转让对价考察是否概括转让只具有个案适用性。

^[12]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1年4月26日发布。

^[13]原告郑某与被告江西斯达尔钢结构有限公司、张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2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12月15日作出。

两审判决错误二：转让方“依约定”保留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

和翔分配案两审法院判决转让方（原股东）德翔公司有权主张股权交割日前盈余分配的核心理由之二是，股权转让协议有“在股权交割日之前，标的股份对应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由德翔公司享有和承担”的约定，而“法律并不禁止股权转让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范围进行约定……在股权转让时保留股权交割日前股东权利义务的，原股东仍可据此享有交割日前公司盈余分配的权益”。另，判决还引用了相关另案——股权转让纠纷案生效判决^[14]的事实认定，即“该权利指德翔公司享有的在股权交割日前应享有的20%股权在标的公司相对应的股东权利，主要包括分红权等但不限于分红权”。简言之，两审判决认定转让方可依约定在股权变动日后保留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该理由有悖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成员权属性，不能成立，不宜支持。

“股东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基于成员权享有的权利”。^[15]成员权是成员对团体的权利，股权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转让方在股权变动后丧失了股东资格或成员资格，自然不能再享有成员权及成员权的具体权能，否则会出现“不是成员的主体享有成员权，是成员的主体不享有成员权”的错位情形。有学者认为，“成员权的内容，即具体权能，不是人身权，也不是财产权，而是主要表现为参与权，这是一种不同于人身权与财产权的特殊的权利。参与财产分配的权利是参与权体现的一种权利，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16]遵循这一认知，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股东享有的一种成员参与权是“里”，股东资格是“表”，前者成就后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所享有的一种固有权，不容公司章程或公司治理机构予以剥夺或限制”^[17]，除章程本身是一种约定外，同样也不容以其他约定方式予以剥夺或限制，比如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方保留而实际形成对受让方的剥夺或限制。否则，受让方作为现股东丧失了基本的成员参与权，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颠覆了股东与公司之间成员与团体法律关系的根基。

需要指出的是，盈余支付请求权可以约定单独保留或转让，因其是“由成员权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性质为债权”。^[18]“公司作出利润分配决议，股东享有的是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已经独立于股东成员资格而单独存在。”^[19]

^[14]原告/反诉被告哈密市德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终144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6月29日作出。

^[1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页。

^[16]任中秀：《成员权基本理论问题辨析》，载《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2期，第133页。

^[17]刘俊海：《公司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8页。

^[18]同注16，第133页。

^[19]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286页。

所有者权益（于公司即为股东权益）项下会计科目的设置以及利润分配过程的会计处理体现了前述观点及其内在法律逻辑。

所有者权益一般包括四个会计科目：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其中，只有实收资本科目的二级明细科目针对每一个股东设置，比如“实收资本——合盛公司   400万”，其他三个科目均不存在这样的设置方式。这表明不论未分配利润，还是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在公司机关作出具体处置（比如资本公积转增、利润分配）的决议前，在会计上均不存在将与股权比例对应的特定份额归属于特定股东的处理。在股东会作出包括具体分配方案的利润分配决议后，确定的分配金额应从所有者权益项下“未分配利润”科目转入“应付利润”科目，后者按分配对象设置明细科目，比如“应付利润-合盛集团 34,300,348.58元”，则合盛集团的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成员权/参与权）转换为盈余支付请求权（债权）。

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是否可以在股权转让交易中依约定由转让方保留或部分保留，与其是否可以单独转让，实质是同一问题。在德国，年度盈余份额请求权作为一项未来债权可以转让；在日本，股东通过决议决定分红前，仅将分红请求权让渡给他人不被许可；我国《公司法》对于利润分配制度的设计，并未采取德国的做法，赋予股东对每年应予一个一般性的分红请求权，故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更多是不确定的期待权，尚未成为不确定的将来债权，能否单独转让理论上有待研究。^[20]笔者认为，基于前述股权的成员权、参与权属性以及我国《公司法》对于利润分配制度的设计，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不宜单独转让或保留。

^[20]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

结论：股权变动前后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归属及约定效力

在发生股权转让交易的背景下，公司盈余分配对象的确定需要考虑股权变动日与盈余分配基准日的先后顺序。

（1）股权转让先于利润分配，即股权变动日早于盈余分配基准日。

对于转让方而言，自股权变动日起不再享有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包括对变动日前累积未分配利润（如有）也不再享有，更不享有变动日后决议分配的盈余支付请求权。对于受让方而言，自股权变动日起取得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也自然享有此后决议分配的盈余支付请求权。“如果股东转让股权是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之前，那么股东即无股利给付请求权更无股利分配请求权”，^[21]该案遵循这一逻辑作出了正确的判决，而和翔公司盈余分配案因违背这一逻辑而作出了不当判决。

^[21]原告郑某与被告江西斯达尔钢结构有限公司、张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2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12月15日作出。

（2）股权转让后于利润分配，即股权变动日晚于盈余分配基准日。

对于转让方而言，在股权变动日前基于此前的分配决议已取得特定盈余支付请求权，在股权变动日后继续享有，“史某主张的是公司盈余支付请求权，不以史某主张时具有股东身份为前提，一审法院以史某不具有股东身份，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不当”；^[22]自股权变动日起不再享有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包括对变动日前累积未分配利润（如有）也不再享有。对于受让方而言，不能取得变动日前已决议分配但未支付给转让方的利润；自股权变动日起享有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包括对变动日前累积未分配利润（如有）也应享有。

^[22]原告史某诉被告四川泓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终25532号民事裁定书，2022年2月作出。。

盈余分配请求权是否可以约定归属，需区分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即盈余支付请求权）与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而且还应考察约定效力是否及于公司。

（1）盈余支付请求权归属的约定。对于变动日前已决议分配、依公司法本已归属转让方的盈余支付请求权，可约定归属受让方，适用债权转让规则，受让方作为债权受让人在通知公司（即债务人）后可直接向公司主张支付请求权，也就是说该约定效力及于公司，公司有义务对受让方直接支付。

（2）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原则上归属在册股东，不宜约定由在册股东之外的主体享有。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以约定方式改变该归属原则的交易。比如股权收益权转让，其转让标的——股权收益权不是针对已决议分配的利润，从表面上看符合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部分特征。再如股权转让双方对公司在变动日后分配利润仍归属转让方的约定，因协议订立时尚无分配决议，转让方保留的权利从表面上看也符合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部分特征。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前述股权收益权转让的受让方因该交易不涉及股东变更或股权变动而不会取得股东资格，前述有特别约定的股权转让交易的转让方在变动日已丧失股东资格，都不能针对公司直接主张权利，相关约定的效力只及于交易双方内部，而不能及于公司，或者说公司没有义务向其分配或支付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成员）对公司（团体）的权利，所谓其单独转让或在股权转让后的保留实际是一个伪命题。